“请不要看我的字,看我的心”。对大批慕名而来参观自己书法展的观众,星云大师总是这样说。“我出身贫寒,字写得不好,但我有一颗诚心,一颗慈悲心,一颗中国心。”今年九十二岁的星云大师因患糖尿病多年,眼底钙化严重,几乎不能视物,写字就凭借心底的衡量,一笔到底,因为断开就看不清下一笔应该接在哪里了。
世上再无李国深 唯有星云留其名
1927年,国民革命军隆隆的炮火在南京上空不断轰鸣,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江苏江都仙女庙一家简陋的香烛铺里,出生了一个男婴——李国深,他就是后来的星云大师。
“星云”取意“星”能于黑暗中给人光明,又如“云”之飘然,自由不受拘束。星云在家中排行老三,和其他农村的孩子一样,刚会走路就要去做事讨生活。除了帮家里做家务,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到路上捡牛粪,然后连扛带拖,把比他个子还高的一麻袋牛粪弄回家,和上稻草和水贴在墙上晒干,再卖给人家烧木炭用,以此赚得几个铜板贴补家用,一天也不休息。
星云的外婆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因此星云小时候也经常在佛堂里帮忙。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农村尤其是江都地区因为沉重的赋税和频发的蝗灾、旱灾而颗粒无收,十二岁的星云随母亲被迫离开家乡去南京谋生。一天路过栖霞寺,趁母亲入寺礼佛,他就在庭院内东观西望,一不留神去了主殿,恰好碰见了自己以后的恩师志开上人。二人对视片刻,志开开口问他:“你愿不愿意做和尚”,星云直觉地答应:“好啊”。
关于星云出家的故事很多,有些甚至被传得神乎其神,星云后来谈及自己出家的缘法:一方面是受外婆信佛的影响,经常在佛堂、道场里边走动;另一方面,当时自己年纪小,也没读过什么书,只觉得佛教很慈悲,信佛的人也很善良,这让他莫名地感到亲切。就这样星云挥别亲人,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站在寺庙的大门口,看着母亲渐渐远去的背影,他暗自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不负母亲的托付。
从此以后,世上再无李国深,唯有星云留其名。
文字弘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僧人们经常几天也吃不上一碗稀粥,一遇到打仗,士兵就占了寺庙,把僧人赶出去。甚至一场炮火之后,百年古寺夷为平地都是常有的事。星云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常常痛定思痛:出家人应该如何安身立命,为佛教争一口气?
在那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只有勇于进取求变、不落窠臼的人才能在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星云相信,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同样适用于佛教——必须不断改革弘法的方式,把弘法事业与社会中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他认为振兴佛教首先应该让佛教回归人间,回归社会,而第一步要做的是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就这样,星云走上了最早的文字弘法的道路。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星云文化程度不高,幼年时断断续续上过几年私塾,只可以勉强识字。每次做完功课,他总是一个人躲在寺院清静的角落,阅读乡村学校留下的书籍,小到诗歌,大到时事政策,对他来说无不开卷有益。他看的第一本小说是《精忠岳传》,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以及书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深深地震撼了他,于是他开始尝试写作。星云的文章贴近生活,且文笔细腻,极富感染力。他的第一篇习作《一封无法投递的信》——怀念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父亲——就在师傅的推荐下,在《江苏新报》上登载。教授星云国文课程的圣璞法师评价此文:“铁石心肠,读之也要落泪”。
◎佛光山国际青年禅学营
过去的僧人给人的印象总是刻板和守旧,整日在寺庙里闭关念经,不问世事,所以古语才有“为僧只宜山中坐,国土宴中不相宜”之说。星云则打破这一陈贵旧制,他走出寺庙,带领僧众和附近村民打成一片,利用过年过节到每位信徒家中送春联、送灶福联络感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他们讲解经文,答疑解惑;他还经常热心地帮助附近民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民众的眼中,星云就是一个有求必应,有难必帮的“活菩萨”。
离开大陆前的最后几年,受当时宜兴县教育局局长——同时也是一位佛教徒的托付,星云出任白塔国民小学校长,开始一心一意地搞教育。他利用空余的禅房布置教室;给南京的朋友去信收集教材,聘请教师;借鉴现代的管理制度,制定了规范的教学计划。在学校,星云既是校长又是老师,他精心准备的国民文化通识课程,第一节课就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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