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末，“贺岁档”又一次成为中国娱乐界的“热词”。正当《金陵十三钗》的制片人张伟平与八大院线为利益分割而焦灼谈判之际，网上流出一段视频：贺岁档三大片巨头紧急会议。这段视频用2010年的贺岁大片《让子弹飞》中的场景与人物，通过对白改编“戏说”了“贺岁档”的逐利之战。一场关于中国电影界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之争，以一种游戏的方式被大众所娱乐。而其背后所藏匿的中国电影的制作、营销以及电影产业链条中种种亟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都为这种娱乐狂欢所消解。电影的受众群体在电影产业链条中处于下游，消费者/受众无法了解到电影产业的种种内幕，同时，对关乎切身利益的电影票价的制定也无话语权。面对70到90元的高票价，普通观众的不满通过这场嘲弄性质的电影恶搞而获得宣泄。这不禁使人联想起2005年，陈凯歌导演的《无极》上映后，由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开创的中国网民戏仿狂欢。

所谓戏仿，又称戏拟、“滑稽模仿”、“谐谑模仿”，原指文学中一种讽刺批评或滑稽嘲弄的形式。学者李简瑗认为戏仿“是指通过已有的叙事框架或情境进行模仿、挪用以获得一种游戏化的效果，是一种把严肃形式通过滑稽模仿吸引到诙谐文化中予以降格的艺术方式。”戏仿使得多重艺术文本形成更加多样的互文，艺术文本的多元化和意义指向的多元化更加扩大。文学中有这样的著名先例，如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小说《白雪公主》。戏仿因其风格与手法契合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如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无中心意识、多元取向、不确定性、碎片化等）而成为后现代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法，在文学、绘画、电影、舞蹈、表演艺术中大量出现。在笔者看来，戏仿作品的不断衍生源于人类自身的异化之感。随着人类社会机械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性在不断消失与边缘化。生产线的大量建立与计算机的迅猛普及使得个体的存在不断被矮化。作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人作为个体不需要有独立的思维与情感；作为计算机时代下的网络冲浪者，计算机的超级存储量与网络信息的庞大、多向、迅疾，使得个体记忆与思维愈发渺小。个体在被科技的历史进程边缘化，即使在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的体制中，个体面对权力阶层所能获得的仍是“虚构的权威”，话语的权力始终掌控在少数的精英与特权阶层手中。科技与权力的主宰使得当代人的生存体验中缺失中心感与认同感，由此引发的是对去信仰化、去权威化的追求。这种后现代式的颠覆与解构实质是一种“物极必反”式的精神哀歌。当自我的意义不复完整，自我的价值即将剥离，与其坐等被异化的悲哀，不如自行碎裂以求某种挑衅与叛逆的快感。于是美被消解，艺术的光晕被消解，神圣被消解，游戏成为化解自我焦虑与自我否定的良药。而戏仿恰好是此种游戏心态的展现方式之一。同时，由于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与网络文化的进一步扩张，戏仿这种源于文学与艺术领域的创作实践开始向大众文化领域蔓延，戏仿的空间也空前膨胀。

对影视作品的戏仿

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曾说“其实我每部戏都是这抄点儿，那抄点儿，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如果不喜欢的话，观众大可不看，我是到处抄袭桥段的。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要偷桥段，是偷，不是什么他妈的致敬”，这可能是对影视戏仿最为坦白的自白。如果说过去戏仿对于影视作品来说还是一些导演颇具个人趣味的艺术追求的话，在多媒体融合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参与到对影视的戏仿中。在中国，网民对影视剧的戏仿可谓挖空心思、五花八门。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网民对影视剧的戏仿常常伴随着重要的社会公众事件。这种戏仿的背后蕴藏的是被权力阶层忽视的公众的愤懑与不满。对这场狂欢的参与主体来说，戏仿已经不仅仅是带有艺术特质的游戏方式，而是“我在说话，我在表达”的权力介质。这些戏仿之作借助互联网传播的匿名、迅疾与庞大，参与群体急剧扩散。北京大学的王一川教授认为：“新媒介的产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工具，而是社会的一种‘新尺度’的创造；而这种社会‘新尺度’势必会意味着新的社会内容，或者成为新内容的一部分。”中国网民的戏仿被赋予了某种民间社会舆论的特殊意义。

以每年年末中国的春运为例。“‘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将有2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3。中国春运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运输高峰。”中国人的乡土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及资源配置失衡都是隐藏在“春运”高峰背后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在火车票“一票难求”，黄牛党盛行天下而铁道部垄断骄狂的畸态下，各种春运版本的影视戏仿成为老百姓一吐心中不快的平台。《新龙门票站》、《投名状之黄牛三人党》、《西游记之春运买票》、《票在囧途》、《铁道游击队之春运大战》等戏仿视频应运而生。以戏仿《无极》而走红网络的胡戈2006年推出网络视频《春运帝国》，拼贴、戏仿了包括《英雄》、《低俗小说》、《骇客帝国》、《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在内的国内外14部影片。视频生动地再现了老百姓在春运期间的无奈挫折与票贩子的张狂，同时对铁道部门与宣传部门也不乏挖苦、嘲弄与讽刺。而网络上最为火爆的对德国影片《帝国的毁灭》中“元首的愤怒”的戏仿则几乎成为每次社会重大事件后民众的“出气筒”。如“元首的愤怒”之“iPad海关征税版”、“温州动车事故版”、“中国城管版”、“郭美美&红十字会版”、“微博直播开房版”、“腾讯大战360版”。其它如“我们要局域网版”、“作业版”、“阶梯电价版”、“买房版”、“乱收费版”、“买房版”，等等，不一而足。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戏仿涉及到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部委到红十字会，从教育到电信，从征税到买房。这些对影视的戏仿被冠之以“恶搞”之名，但戏仿与恶搞的本质差别如学者罗慧林所言，“戏仿虽然有解构和狂欢的色彩，但是并没有真正丧失自己的价值判断”，“恶搞文化往往是娱乐泛滥、价值混乱、威权丧失的集体狂欢。而在狂欢的背后，并没有确立新的价值标准。”正如笔者在文章开篇所述，在消费时代，戏仿本身有滑向虚无的、纯娱乐的恶搞的趋向，但在对“春运”以及部分对“元首的愤怒”的戏仿之作中，戏仿者有着明确的价值判断与讽刺立意。这些戏仿之作反映的是民生、民情与民意。游戏式的态度与粗俗的对白并不能掩饰其民间声音的本质。

文章来源：《糖尿病天地(临床)》 网址: http://www.tnbtd.cn/qikandaodu/2021/0115/558.html